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权力来源，应急的权力亦来源于宪法，不能本末倒置使应急可以废弃宪法。

1982年宪法制定时的观点，参见前引1，肖蔚云书，第138页。[35]因此，在革命者眼中，民主的议题一定指向对社会基础的改变。

[46]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将阶级分析、国家类型与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这三者统合起来，并区分于政体，以国体概念表述，形成了国家——国体/政体——法这一完整的国家与法的学说结构。在实践中，政务院也是将此界定为反封建的民主改革，[97]透过大规模的运动予以实施，实现对平等权与婚姻自由的保障。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就制度安排的表象而言，其最大的特点或许在于过渡时期的权力高度集中，但就法政理论层面而言，最为关键的恰是其对过渡本身的安排。[60]强烈的否定议会制民主。考虑到《共同纲领》制定于新中国成立的时刻，相较一般宪法，其关联时代的政治色彩更浓，[5]对其解释必须既厘清规范之后的背景知识，以避免空洞，又必须有意识把握《共同纲领》的文本作为规范性起点[6]，以避免此种阐释成为政治的镜像或是学理的独断。

[66]在他看来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现行宪法制定时的确认，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央通盘考虑及时做好顶层设计进行战略部署，引领全国范围内的法治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005年8月，《治安管理处罚法》吸收了金华市公安局创造的分格分档裁量控制技术。(一)地方试验型模式的基础 作为地方试验型法治建构模式的起点，地方试验存在主动型试验(地方自主进行探索)和被动型试验(中央指令地方探索)两种形态。2018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将浙江省的改革作为第一项经验做法向全国复制推广。自主型法治进路的实质，就是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与治理的要求渗透到法律及其运作的整个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法治体系。

《意见》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评估认定活动设置了第三方评估程序，借此发挥行政法学理论界的参与和助推作用。从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的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评估认定工作进展情况来看，数百名行政法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源自浙江的实行一级政府只设一个行政复议机构的改革理念已获得更多地区认同。(三)试点创新的指令地方探索 如果说法治浙江实践和江苏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践、上海行政审判白皮书实践是一种地方主动求变模式的话，那么对法治一体建设助力甚大的行政公益诉讼与监察体制改革则是中央指令地方探索的另一模式。就法治一体建设的痛点而已，必须着眼地方自主探索型试验的正向鼓励。2004年2月，金华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推出《关于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

此后，法治一体建设相继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认可，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作为主体工程的法治政府建设和基础工程的法治社会建设，在法治国家建设征程中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在第四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评选活动中，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申报的设立实体复议机构行政复议局的行政复议体制改革项目获得提名奖。特别是第九项附加项中的加分项目，体现了对地方法治试验创新的应有尊重。

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例如，一些地方和行业所推行的社会信用管理机制对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社会信用体系核心的政务诚信却明显滞后。

下文以八项行政法律制度改革为例，通过点和面局部和整体的观察，提炼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地方试验型法治建构模式。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自2010年以来已经连续开展了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评选活动，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法治一体建设地方试验型模式的生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内容提要：我国法治建设实践样本观察显示，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辨证统一的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已初步生成。面对行政审判难的法治瓶颈，如何运用中国智慧加以有效化解始终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点议题。200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吸收了台州改革经验，确立了以指定异地法院管辖为主，尽可能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的原则。2015年4月，我国首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省级政府规章《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办法》正式通过。法治固化则是目标和归宿，在局部试点和全面推开取得实际成效的基础上，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试点经验是根本之策，也是对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19]政治承诺的积极兑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行政审判白皮书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认可，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主动求变的策略与中央优化行政审判环境、倡导源头社会治理的目标高度契合。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18]。

通过了《监察法》，最终完成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自2004年以来，地方不断兴起的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创举，逐渐为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所认可，成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和优化行政审判环境的抓手。

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之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例不断提高、实效逐渐增强，最终被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认可。作为一种超越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的新范式，中国特色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有机统一，是被法治建设实践所检验的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需要的模式，对这一模式内在机理的法理阐释和实践观察应当成为我国法学界重要的研究任务。

只有从法律规范层面健全正向激励和反向豁免机制，才能激活地方创新试验动能，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快速生长。一般来说，主动型地方试验要想赢得中央认可，必须同时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求。2019年5月，中央依法治国办印发《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是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九部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五大任务。

陈柏峰教授将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界定为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分析了法治社会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4]。无论是加强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还是回应行政执法公正社会呼唤的裁量基准改革，抑或公正化解行政争议的诉讼管辖改革和复议体制改革，浙江法治改革创新的秘诀就在于对现实痛点的精准把握，进而能够迅速赢得中央层面的关注。

张文显教授立足法理，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进行了深度诠释，认为‘法治中国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法治浙江概念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升华[2]。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以六项地方自主探索型试验为例，起因都源于地方的自我加压。2019年12月，中央依法治国办部署开展对云南、甘肃等八省份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工作，法治政府督察手段的压力传导功能、全面体检功能初步显现。

前者发端于地方，经中央认可后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直至成为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这两项改革涉及国家机关之间权力关系的重大调整，必须由中央统一部署后才能交由地方进行有序试点。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白皮书形式，及时就本地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和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实施情况、运行成效等向行政机关作出反馈、评价，标志着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进一步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为其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奠定了基础。以正在兴起的浙江全省范围内的行政复议局改革为例，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既源于国家层面对行政复议制度在新时代行政争议化解中应有地位的日益重视，也与试点本身发挥出比传统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模式更佳效果密切相关。

2006年，金华市全面推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随后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迅速推开，一场轰轰烈烈的裁量基准运动开始掀起[9]。浙江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始于2015年9月。

2018年11月，《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正式通过，率先在省级层面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规范样本。2018年10月，这项改革获得第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8]。

自2013年开始，法学界围绕法治一体建设命题展开过多角度理论阐释。2019年10月，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颁行，浙江省改革的许多做法被吸收采纳。